記得《紅樓夢》里林黛玉說過這樣一句話：“藥豈是混吃的？”因黛玉身體不好，經常吃藥，寶玉看到了，淘氣的他也要搶著吃，黛玉嗔怒地說了上面的話。是藥三分毒，黛玉是明白這個道理的。

　　可如今，藥不僅混吃，而且是愈演愈烈。 這可從人藥、獸藥、農藥、森林藥的濫用得到充分體現。其結果是，藥越用越多了，可病不見得治好。從人體健康到生態系統健康，都出現了明顯的退化趨勢。

　　先從人藥說起。祖國傳統藥物多取自天然材料，副作用少；西藥以人工合成為主。西醫治病針對具體的病因，本無可厚非。但遺憾的是，花重金買的藥物也可能不治病，反而有可能要人命。幾個月前，英國《星期日電訊報》報道，英國藥物安全管理機構（MHRA）發現，69種常用非處方類兒童感冒藥和咳嗽藥不僅不管用，還可能帶來各種副作用，甚至有致命危險。MHRA援引報告稱，至少有5名兩歲以下兒童因過量服用此類感冒藥而死亡，100多名兒童出現有害反應癥狀。上世紀80年代，中國人感冒花不到一塊錢就能治好病；現在感冒到醫院，醫生幾乎全給開輸液處方，少了兩三百元錢治不好。可見，一些與感冒無關的藥物也是開給人“混吃”的。

　　獸藥是給動物吃的，這里的“獸”泛指家畜、家禽、魚類、蜜蜂、蠶等人工飼養的各種生物。通常，獸藥包括血清、菌（疫苗）、診斷液等生物制品；獸用中藥材、中成藥、化學原料藥及其制劑；抗生素、生化藥品、放射性藥品。單就抗生素類、生化藥品就有無數令人眼花繚亂的化學名詞，如阿苯達唑、氨芐西林鈉、苯甲酸雌二醇、泛酸鈣、磺胺甲惡唑等等。據說，三聚氰胺是作為行業潛規則，使用了十幾年的，直到出了人命，才發現它連“飼料添加劑”也不配。但無論如何，類似的物質人們還是給動物吃。在吃出問題后，我們才學到了許多化學名詞，比如三聚氰胺、蘇丹紅、瘦肉精等等。一些養雞戶為了讓雞少患病，將磺胺類藥物摻入它們的日常飼料中，甚至還使用禁用藥物喹乙醇、呋喃唑酮等。那些殘藥會通過肉、蛋危害人體。有些藥物，說是明令禁止的，但有誰敢保證，那些不該進入食物鏈的東西如瘦肉精之類，沒有作為飼料添加劑使用呢？

　　給植物吃的藥分為兩類：一類是給莊稼的，也稱農藥；另一類是給樹木的，稱森林藥物。農藥又分殺蟲劑、殺螨劑、殺鼠劑、殺軟體動物劑、殺菌劑、殺線蟲劑、除草劑、植物生長調節劑等，多由人工研制合成而來，常用的就有300多種。除草劑通常也是和農藥一起出售。給森林吃的藥，多發生在那些單一種植的人工純林上，松材線蟲、美國斑潛蠅、蕭氏松莖象、天牛等，都是常見的森林害蟲。對于森林蟲害的控制，也多采用化學藥物，有些還沒有特效藥。草原發生蝗災等也通常借助于藥物。

　　上述四種藥物中，給人吃的藥有醫生把關，給動物吃的藥有獸醫把關，如果有醫德，控制“混用藥，亂用藥”，人就能少吃一些不該吃的藥物；給森林吃的藥，因離老百姓遠，除引起環境污染外，對人體影響小些。最慘的是莊稼了，農民就是“醫生”，他們不管莊稼受得了還是受不了，往往藥物是過量使用的。在農民眼里，有病治病，沒病防病，反正藥也不貴（有的地方買農藥還有補貼），完全不顧環境承受能力乃至自家生命危險。

　　據世界衛生組織估計，每年全球有350萬~500萬人患有急性農藥中毒；腐霉利、撲海因、卡普坦、丙森鋅、惡霜靈、乙烯菌核利、嘧霉胺等廣泛使用的殺蟲劑，以及神經毒素、胚胎毒性、內分泌干擾物等具有致癌作用。受農藥、獸藥、添加劑等影響，農業人口中患腦腫瘤的比例是平均人口的2.6倍。

　　由于源頭大量使用，城里人也會吃出農藥來。不久前，綠色和平組織在北京、上海和廣州三地的大型超市和農貿市場，以普通消費者身份采購日常蔬菜，送往青島一家國家授權的、獨立的第三方檢測機構化驗。結果發現：在45 個送檢的蔬菜樣品中，40 個檢測出農藥殘留；農藥種類高達50 種，其中5 種是世界衛生組織確認的高毒農藥。

　　蔬菜里“吃”出農藥來，可見我們的農業生產方式存在著嚴重的問題。如果我們不改變大農藥、大化肥的種植模式，犧牲的不僅僅是生態環境，還有城鄉居民的身體健康。必須形成一種合理的機制，在生產方加強管理，消費者購買食品時“認地認人”，由獨立的第三方來認證，并實行嚴格的年檢制度。

　　農民在健康環境下生產食品，所造成的成本增加消費者應當“買單”，這是通過市場發生的自覺行動。“讓一部分先吃起來”，不妨就從有機農業做起。食物安全了，人就會少生病，進醫院的次數就少了，最終形成良性循環。